蜀都史話:歷史成都

　　文革時候，在“破四舊”、“砸爛一個舊世界”等思潮的影響下，皇城包括明遠樓、致公堂、文昌殿等連片聞名全國的古老建築被拆除，古老文化與建築文物遭受了致命的破壞，在皇城原址拔地而起的是當時全國為數不多的巨型建築——“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從遠古奔流的禦河，金河也因為要“爆發世界大戰”而成了戰備設施的防空工程。

走過兩千餘年的天府廣場見證和親歷了變幻莫測的歷史風雲，在成都市民的心目中，天府廣場是成都的標誌，這是城市發展、經濟飛躍的視窗，它每天的畫面都是鮮活生動的，每天都會產生新的故事，猶如一部演不完的電視連續劇，分明沒有盡頭。

遠古文明和先人給我們留下的歷史遺產是我們現在社會的精神和文化財富和旅遊資源。十年浩劫中被夷為平地的古老皇城建築是沒有辦法再恢復起來了，並不是像拆了老九眼橋再在下游重修一座新九眼橋，拆了老南門大橋再修一個新的南門大橋那麼簡單。

天府廣場建成以來已是成都市民休閒娛樂的好地方，南來北往的觀光購物者眾，周圍的環境和綠化明顯改善，對提高人們的生活品質和文明素質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深得民心和民意的。同時也給個體照相業以及會展經濟帶來豐厚效益。綠草茵茵裏的警示牌提醒人們愛護草木珍惜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本身無可厚非，但各種經濟活動一結束，草坪被破壞得慘不忍睹，一片狼藉。

回顧過去，多少代從這裏走過，多少人從這裏離開成都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多少人多少家庭在這裏聚散離合，如泣如訴。翻開我們收藏的古老廣場黃跡斑斑的一張張老照片，懷舊情緒油然而生。沉澱的歷史和風物已經消失，離我們遠去，城市繼續產生著新的變化。當古老傳統和現代進步產生激烈交匯的時候，我們祖先留下的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和珍貴遺產該怎樣繼承保護並發揚光大呢，這似乎是永恆的話題。

成都琴台浪漫的典故

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很重要的一位文学家。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尤其令人津津乐道。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在古代的琴台路上开了一家酒铺，卓文君亲自当垆卖酒。淡妆素抹的卓文君，站在置放酒瓮的土台上卖酒，不卑不亢，神态自如。而为了爱情永驻，司马相如亦不抚琴。他与酒店的伙计一样身着短脚裤，提壶洗碗干杂活，谈笑风生。如此这般，虽然生活清苦了点，但两人却是幸福美满，丝毫不为世俗所累！ 　　卓文君，西汉临邛人，汉代才女，她貌美有才气，善鼓琴，家中富贵。她是卓王孙之女，丧夫后家居。许多名流向她求婚，她却看中了穷书生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能弹琴作诗，卓文君从中领会到他的才华和情感，一心相爱。司马相如家里一无所有，卓文君随他私奔后，就开了个酒铺，亲自当掌柜，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则作打杂，不怕人讥笑。后卓王孙碍于面子，接济二人，从此二人生活富足。后来司马相如终于成名天下。

　　不过，据说当他在长安，被封为中郎将的时候，由於自己觉得身份不凡，曾经兴起休妻的念头。司马相如当官后曾写过一封书信给卓文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万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意为我们从头开始到现在,可环境变了,我们应该从现在回到起初的样子。也可理解为无意／忆（亿）。文君苦等多年，等到的却是一纸数字.知其心变,想著自己如此深爱对方，对方竟然忘了昔日月夜琴挑的美丽往事，於是提笔就用这数字写了一封回信：

　　一别之后，两地相思，虽说三四月，却是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不可传，九连环从中断，十里长亭把君盼，百般相思千般盼，万语千言百般愁，十月寒天我衣单，九月登高望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饼烛烧香间苍，六月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红一半，四月枇杷未黄心已乱，三月桃花随风转，二月风筝线已断，问苍天若有下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看了信已后惊叹不已，觉得很惭愧，於是很快地打消了休妻的念头。把卓文君接到长安，共享荣华富贵。后来这段故事成了千古佳话。 　　

金河泛舟

　　成都的金河，早已名存实亡。金河，原名襟河，因穿城斜出其状如衣襟，故名，又名禁河。唐宣宗大中七年（公元年），四川节度使白敏中疏通禁河，改名金水河，以后逐年变迁，沿河形成街道，民国始名金河街。

20世纪70年代因建人防工程填平河道，年金河街连同通惠门街改名胜利西路三段，年地名普查时复名金河街，年扩建后又更名为蜀都大道之金河路。 　　金河路的街名沿用至今刚好20年，但一些老成都对它的街名称呼，依旧不变，开口必言“金河街”。金河街的东头北侧有高达20层的金河大酒店，原址曾是气势恢宏西南军事最高机关的清代将军衙门和民国时期军委会的行辕；街的西头南侧便是有名西较场；街中段柿子巷口，抗日战争前日本曾违约设领事馆于此。20世纪30年代车耀先同志为革命而开设的“努力餐”饭馆，于干道建成后由祠堂迁来此街的东头南侧与小南街口相邻。这条不太长的街道都有如此历史沉积，正说明成都是座历史文化名城。 　　我对金河街念念不忘，缘由有二，一是儿时的我，曾家住此街之西口金花桥畔的北岸，那里有我刚刚起步的足迹，那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二是40年代中后期，曾恰同学少年，于金河逆水行舟，学了一盘《桃花园记》式的“沿溪行”，留下一段少不更事的记忆。 　　年8月初，成都发大水。当时，我所就读的大成初级中学（现三中）已放暑假，但仍有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同学留住校内自我复习功课。此时校园虽是水乡泽国，却给好动的同学带来了无比欢乐，大家纷纷将餐桌、乒乓桌来个底朝天，权当木船，呼儿咳哟地划将起来。谁知，此“船”非彼船，难于驾驭，稍不留神，便人仰“船”翻，被水覆“舟”，成了落汤鸡。于嬉笑声中，有人说道：这不过瘾，干脆到少城公园划船去！此言一出，一呼百应，便一溜烟地来到少城公园。 　　当年少城公园，自清末民初开园以来，一直不收门票，任人进出。靠近祠堂街的金河，是当时城内，也是园区惟一可以划船的所在，其水源来自外西磨底河，经西较场口，过金花桥，经小南街口，入少城公园，再从园东流出，经半边桥过皇城三桥，一直流出东门。

当年金河之上有桥20余座，两岸绿树成阴，鹅鸭嬉水，来往船只川流不息，一派小桥流水景象，直至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其景物大多依旧。 　　我等与船老板讲好价钱和时间，从拱背桥下水，便欢天喜地地荡起了两桨。毕竟园区河段太短，难以尽兴。于是一个大胆的欲穷其源计划不谋而合，便悄悄地穿过公园“封锁线”，越过小南街口，逆水而上金花桥后，继续前行，正好临近“水源”，便得一垣（通惠门城墙），垣有一洞，仿佛有光，便拾船欲从洞入，一排铁栏拦断了去路，遂将小船系好，涉水强行穿过铁栅便豁然开朗，强烈阳光下，一大群人正在偌大一个天然池中纵情游泳，原来是附近西较场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进行课外活动。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等，虽已忘其路之远近，但亦觉察到时不再待，租别人的船早已过了时限，怕惹来麻烦，便匆匆登舟按原路而返，刚行至金河中段，果然那船老板便寻觅而来，在一阵惊呼呐喊的抢白声中，我等好说歹说，分文未补，将船只完好奉还，方能一走了之。 　　(四川政协报讯-4-10　王大炜)

成都印象

　　常常想象成都的模样，揣摩成都的表情，下雨的时候，更是湿漉漉没来由地想起成都，及至我再也按捺不住，在沸腾的盛夏我去了成都。

　　成都还不够完美，城市缓慢的建设、人群悠闲的步伐、路边肆意疯长的杂草和尘土飞扬的工地似乎都不是一个大都市的形象，没有北京秀水街、丽江四方街、阳朔西街一样的洋人街、耳边活跃的是地地道道的成都方言、西餐厅的生意永远没有路边摊和小吃店的兴隆，所以无论怎样，相对于这个时代奔跑的速度，成都的步伐显得有些拖沓了。

　　茶馆里的大蒲扇摇啊摇；青羊宫里还有许多光着脚聊天的人；公共汽车售票员热情地为游客指路却操着难懂的成都话；街头巷尾有许多人在打麻将，不温不火、不急不燥；路边的工地尘土飞扬，楼宇的高度需得仰视才行；春熙路拥挤着传统小吃店和正宗西餐厅，老茶馆和新茶吧比邻而居。这一刻，我看到了这个城市脸庞上略显倔强的笑容，不愿改变自己，又不得不跟上时代的发展，于是矛盾的痕迹在每一个细节显露。

　　我坐公共汽车时永远全神贯注，比看NBA的决赛还聚精会神，不是没坐过公共汽车，也不是成都的公共汽车有什么特色，而是因为车上没有电脑报站名，司售人员也只用快速的成都话报一遍站名，乘客只能在每一次到站时拼命把头伸出窗外，看站台上站牌的站名，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但有的时候车没有刚好停在站牌处，也试过在出发时数清经停的站数，在心里默数到站再下车，后来也出问题了，因为没有人上、下车，有一站没停，于是就坐过站了。售票员倒是很热心，但他们提着塑料钱匣子前边、后边忙着卖票，问站台的人几乎插不上嘴，而且通常是用普通话问，他拿成都话答，在车厢中只听大声问，啊，哪里？最后只好作罢。

　　成都的物价水平较低，对于旅行者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买一个四环素眼药膏只要三毛钱，一斤水果也大多在一元五角左右，无论是在成都渡假或旅游，钱袋都能比较从容，若是去拉萨经由成都，那么在成都置办进藏物品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成都有“戎军商行”等军用物资商行，野外用品齐全且价格令人心动，是在其他城市户外用品专营店的三分之一，一些在其他城市已经销声匿迹的东西如四环素眼药膏等在这里都买得到，很多城市这些几角钱的药膏早已被十几元钱一只只各种“杀星”的软膏所代替，只有成都还固守着平头百姓的生活，从来不曾放弃。

　　成都是真实的，不加掩饰的，许多情节真实得让人无比欢欣，总觉得只有这样才叫生活。成都是鲜活的，如同辣椒油一般无论色彩还是味道都很激烈，让人不容忽视。成都是骄傲的，他不排斥外地人，他热爱每一个来成都的人，但他没有矫情的港台腔和令人费解的中英文杂交语言，在西餐店也听得到川辣子的味道。成都是矛盾的，他骨子里是用细节串起来的悠闲，但他好强的个性又不能允许它落在大城市之后，于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挣扎和碰撞出的伤痕。

成都名人

(?～前)西汉辞赋家。字长卿，小名犬子。成都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曾为梁孝王门客，与邹阳、枚乘、严忌等辞赋家交游。所作《子虚赋》、《上林赋》，为武帝所赏，拜为中郎将，奉命出使西南有功，后为孝文园令。病卒于家。作品还有散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凡将篇》，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前53～18)西汉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成都人。自幼深爱屈原、司马相如之赋。他的《甘泉》、《羽猎》、《长林》、《河东》四赋系讽成帝广宫室、溺游猎而作，大体依仿《子虚》、《上林》而具讽谕之义。另有《蜀都赋》与《逐贫赋》等作，前者为现存最早的以都邑为题材的作品，后者自述家贫之状、安贫之志，在汉赋中均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晚年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

(?～)东晋史学家。字道将。成都崇州人。出生世家大族，且治学艺，擅文辞。少年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成汉李期、李势时，任史官，曾依据官方文献资料，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成汉灭亡后，桓温在成都招揽贤才，常璩被授予参军职位，随即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收藏保管档案图书的秘阁任职。他鉴于史籍中记述西南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较少，且东晋朝廷重中原故族，歧视蜀人，遂广泛搜集资料，结合自身见闻，写成《华阳国志》，因资料新颖可靠，叙述得法，文词典雅，而成为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专著。

(～)唐代女诗人。字洪度。祖籍长安，幼年随父入蜀，后为乐妓。自幼才华过人，能书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均有唱和。有诗集，已佚。后人辑有《薛涛诗》行世。她身世凄凉，悲愤终生，后人缅怀她，同情她的不幸，就在她家旧址盖起了一些亭台楼阁，称"望江楼"。

(～)五代后蜀词人。成都市双流人。前蜀王衍时任中书舍人，后又仕孟蜀。其词现存40余首，见于《花间集》、《尊前集》等书。所作《花间集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宋初画家。字要叔。成都人。少时即以绘画得名，尤善画鸟，与江南徐熙并称"黄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可看出两人画风之不同，从而形成五代花鸟两大派别。黄筌在前、后蜀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入宋，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除花鸟以外，还擅长人物、山水、墨竹、龙水等画。其子黄居采承继父亲画风，尤擅花鸟画，存世作品有《山鹧棘雀图》，其画形象逼真，富丽堂皇，故在宋初的翰林图画院中，黄氏父子的画风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并以他们的体制作为优劣取舍的标准。

(～)北宋大臣、学者。字禹王。成都市双流人。进士出身，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进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英宗时，兼端明殿学士。神宗时，迁学士承旨。熙宁三年()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五年()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自参知政事至宰相，无所建树，唯忌神宗用司马光。善文章，朝廷大典多出其手。著有《华阳集》。

生卒年待考。北宋史学家。字廷珍。成都人。曾知蜀州(今崇庆县)。著有《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谬》。其《新唐书纠谬》20卷，对《新唐书》指证错误多达余条，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生卒年待考。元代史学家。成都市双流人。进士出身，授国子助教，曾任汉中廉访使，后调重庆府任总管。著有《民族谱》、《器物谱》、《楮币谱》、《岁华纪丽谱》、《成都志》等。

(～)明代学者。字用修，号升庵，明朝大臣杨廷和之子。成都市新都人。正德状元，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因议"大礼"被贬云南。其著述颇丰，有《升庵集》、《全蜀艺文志》、《陶情乐府》等，另有许多诗作流传于世。(?～)清朝将领。成都人。道光十四年()，任江苏狼山镇总兵，后从总督伊里布驻防镇海。年，英军进犯镇海，谢带兵英勇反击，但因据守城外的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逃，遂失利，中炮牺牲。

(～)清朝大臣。字静远，一字海帆。成都市双流人。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内阁大学士，兵部、户部、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任职长达50余年，在整顿吏治、水利建设、培育人才、改良政治等方面有不少建树。年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时值鸦片战争开始，上疏要求严禁鸦片。年卒于任内，清廷赠太子太保衔。

(～)教育家。字崧生。成都市大邑人。道光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长期从教，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工书法，善诗文。著有《石堂藏书》、《石堂诗钞》等，并与董贻清等合修《直隶绵竹志》。

(～)语言文字学家。成都人。著有《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版本目录学家。名永德，字达三。成都人。其祖与父经营书铺，先后开有尚友堂、九思堂，后不幸毁于火，家道中落。遂在其父学徒王述斋的书铺习商，苦钻版本目录学，得名师缪荃荪指点，学识大进。后受王述斋之托，主持业务，历时50余年，以其经营有方，闻名全川。先后得张之洞资助校刻许慎《说文解字》、代吴棠刻《韩诗外传》、《杜诗镜铨》。校书余种，在版本目录学上有较高造诣。晚年任成都总商会会长及公断处处长。谢世后，廖季平撰《周达三先生墓志铭》。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成都市新都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年曾赴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年回国后，先后在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曾任《西成报》等报纸主编。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旧礼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年去职退隐。著有《吴虞文录》、《秋水集》，编有《蜀十五家词》、《国文撰录》、《宋元学案粹语》等书。

(～)高僧。俗姓伍，法号道静。成都市郫县人。年于郫县金龙寺披剃落发。年任金龙寺住持。、年两度任郫县佛教协会会长。倡议成立郫县佛学社、觉觉佛学社，创办成都爱道学校、成都地藏庵尼学校、温江爱道学校等。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委员，次年到南京参谒太虚法师，被举荐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同年9月创办四川佛学院。初宗"华严"、"弥陀"，晚年专修"净土"，持戒精严，得戒弟子余人，为蜀中之冠。

(～)辛亥革命烈士。字席儒。成都市金堂人。青年时毕业于成都陆军武备学堂，后去日本考察军事，参加同盟会，曾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年，在北京炸死清宗社党首领良弼时受伤牺牲。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

(～)铁路工程技术专家。字子玉。成都市郫县人。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长期从事铁路路线勘测工作，曾任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在成渝、宝成、成昆等铁路勘测设计中，提出了重大的改线方案和较好的选线方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曾被评为西南铁路一等劳动模范和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音乐家。字调琪，号若愚。成都市温江人。年考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年任波恩大学讲师，并获该校音乐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家。著有音乐论著多篇，在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和介绍西洋音乐知识方面颇有贡献。《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家、翻译家。原名家祥，笔名老懒、菱乐、懒心、抄公、云云等。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法文和文学。年前历任《四川群报》、《川报》、《星期日》周刊、巴黎《华工旬刊》等报刊主笔、主编，以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等职。年后，历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副市长、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及中国文联委员等职。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与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报刊编辑、文学教学等工作，著有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和《天魔舞》，中篇小说《梦痕》、《同情》等，译著有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等10余种。

(～)防痨及生物制品专家。字眉白。成都人。年毕业于越南河内医学院。年赴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在卡介苗发明者卡尔美和介林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年首先将卡介苗引进中国接种婴儿，次年在重庆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年后，历任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所长，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兼卡介苗室主任，中国防痨协会四川分会名誉理事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为卡介苗的研究和我国防痨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卡介苗防痨的创始人之一。撰有《卡介苗之培养及制造》等论著20余篇。

(～)抗日烈士。字其相。成都市蒲江人。历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四川"剿匪"军第三路总指挥、川军第师师长、第47军军长等职。抗战初期率部出川抗日，年冬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与日军作战时牺牲。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年出川抗战。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生物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周焯，号朗宣，后改名周无，号太玄。成都人。年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次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创办"巴黎通信社"和《旅欧周刊》、《华工旬刊》。先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和理学博士学位。年回国后，历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系主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大公报》顾问。年后，相继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在腔肠动物尤其是对水母的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一生著述颇丰，重要的有《Chrysaora生活史之研究》、《动物心理学》等7部生物学专著，《古动物学》等11部译著。

(1～)历史学家。字鉴泉，号宥斋。成都市双流人。历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术研究除史学外，还涉及经学、目录学、文学、书法等，见解独到，卓有成就。一生著述宏富，成书达余部，总名《推十书》。

(1～)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成都彭州人。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共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年后，又相继担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和行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苏北区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年，先后任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财委会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年后，先后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李一氓也是一位谙熟版本目录学的学者，收藏大量珍稀古籍，俱捐献国家。

(～)作家。原名汤道耕。成都市新都人。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前历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大公报·半月文艺》主编、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年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有《南行记》、《故乡》、《山野》、《百炼成钢》、《高高的山上》等。

(～)红军高级将领。又名罗曼、罗敏。成都人。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年春任红33军副军长，年参加红军长征。同年底任红5军副军长，次年10月22日在甘肃省定西县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等。

成都妹子

中国向以“地大物博”著称；若论民俗风惰，当以“争相斗异”为是。唯独一个“辣”字，却出奇的风光，几乎“得宠”了半个天去。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还有陕西、贵州、云南等等，无一不以“辣”字为荣。但要论及“辣妹子”，似乎是四川、重庆的名气最响，而要说“甜甜的辣妹子”，最到位的，可能是成都的“妹子”。

成都人讲话，一口一个“老子”，而别人，则统统都是“龟儿子”。不过，这实在也是怕不起人来的，因为它几乎已没有了任何骂人的含意，而只是习惯成自然的“口头禅”而己。对此，弗洛伊德的弟子们也许是可以来一番“黑色幽默”的：成都的“老子”们受重视不够，“粑耳朵”蔚然成风，潜意识的大男子自尊心理只好借口头禅发泄一二。不信的话，可以给一个相关的例证：包括“绵阳”在内的成都球迷们的助威的口号就二个字“雄起！”

想想也是，曾有“无川不成军”之说的成都，“老子”们这几年感觉是低调的很，尤其和“妹子”们相比，好像更显出了几分落伍与无奈。其实，这应该说只是一种比较性差异，“老子”们当然还是“老子”，没啥子明显的退化。关键是“妹子”们突跳的厉害，她们特有的形象和天性，得了这个时代的风气的滋润，如鱼得水，就越发地鲜活了起来。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而成都则是其中心了。在地理位置上，它居长江以北、秦岭以南，正所谓“不南不北”；虽古称“西蜀”，却绝无西域之蛮荒，反倒有江南、江东之丰饶，故风物人情，又堪称“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然就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润怡人；“不东不西”，则自然就自成一体，左顾右盼而又可超然度外，悠悠然自得其乐。所以，总体上的成都人个性上往往颇具“调合性”，而生活上又讲究闲适；追求安逸，基本是“情趣一族”。（有趣的是，成都人的这份“德性”，竟然和千里之外的苏州人十方相似，而这二个城市又恰恰在同一个纬度上！）

但是，调合也罢，情趣也罢，就特质而言，终究脱不了小男人气，刚性不足。所以成都的男儿们大都个不高；身不魁，虽说天姿聪颖，灵性了得，却总少了些黄河气魄，大漠情怀；苦添了“老子”们的几多无奈，几多遗憾。 　　好在大自然此消彼长，造物主极尽公允，成都男儿们的那点遗憾与无奈，在成都的妹子那儿可全都补了回来。以现代的审美标准来看，成都妹子群体形象的天生丽质，在区域比较中是足以刮目相看的。

成都水土湿润，日照偏少，或许本身就是个“宜阴”的所在。所以成都妹子无论是在容貌、身材还是肤色方面，似乎都占有着相当明显的优势。而且在形象特质方面，由于“不南不北”的区域影响，在男儿身上所反映的不温不火的调合性，体现在妹子的气质方面，却偏偏是恰到好处。南方女子过分的“柔性”和北方女子过分的“刚性”似乎都有了适宜的收敛，从而成全了成都妹子极具普遍性的独特的阴柔之美。若与江南女子相比；成都妹子或许还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是“辣性犹存”，而若与同有“辣妹子”之称的湘妹子或重庆妹子比较起来，成都妹子的“女性味”可能就明显了。假如有幸品味这三方女子的谈话，这种感觉顿时就可以立体般的形象起来。

不知是受了观念的影响还是传播的局限；成都妹子的形象美名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远扬。在人们的印象中，“川妹子”精明能干，但与“美女”似乎是无缘的。这多少有点评价不公；成都人为此也常常愤愤不平：连我们成都女娃的美名都不晓得；简直是孤陋寡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据说成都的男儿们是天下最到位的“护花使者”。人们只传说“上海男人怕老婆”，却很少了解“成都男人哄老婆。”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怕老婆”本身就是一种不健康，双方的心态都出现了扭曲，长期以往，必然是“家将不家”；而“哄老婆”则是男女性格特征的适应性张扬，所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纵然也哭笑打闹；却天伦依旧，情趣无限。

也许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缘故吧，成都的女子们时尚感和表现欲一直都十分的强烈。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观念的变化．生活条件的改善和表现机遇的增多，成都妹子的这种个性更是得到了淋沥尽致的张扬和发挥。站在成都街头，你可以为这座城币超乎寻常的极强的人气所震撼，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成群结队、花枝招展的成都妹子们。成都的服装店之多，美容院之多，饰品屋之多，小吃店之多，绝非国内的其它城市所能类比而且消费对象，则几乎清一色是以妹子为主流的女性群体。

进人新世纪以来；网络传播的推波助澜，进一步激活了成都妹子的表现激情。在网上发布的社会新闻中，三天两头有成都妹子们引发的惊人之举：裸体写真、中学生试拍新娘照、人体彩绘、酒吧求爱，等等，都曾先后闪亮登场。至于街头的奇装异服、酷相妆扮更是层出不穷、别出心裁，常令少见多怪的外地客象呆头鹅似的目瞪口呆。而各种以妹子们为主体的类似于选美的名目繁多的电视赛、选拔赛等，成都区域内从来都是极有市场的，参与者争先恐后，热情非凡；场面通常都异常的火爆。究其原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都妹子们的表现欲得到了这个时代和社会的理想反馈，成都的女娃们已经明显地感到，成都“辣妹子”的群体形象靓丽、时尚大有风气导向的弄潮之势。

但也有人认为，成都的“辣妹子”怎么都脱不了“妹子”气，美则美矣，但多半还是村姑山野之气，小家碧玉之态比不得北京姑娘的大气，上海姑娘的洋气，江浙姑娘的雅气。这种观点如果就传统的观念而言，可能是不无道理，但站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则或许也就在表现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亲近之感，爽朗活泼之态；绝少矜持，不善做作，通常漂亮姑娘们潜心装扮的名模般的冷漠孤傲之气，于成都“辣妹子”的嘻嘻哈哈的自然天性，怎么看似乎也都是格格不入的。但这恰好又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所在！淑女般的服饰可以回归，典雅的情调可以体验，但要现代的妹子象淑女般那样的生活，那样的古典，则不是幻想，就是荒唐。在今天这个青年人普遍崇尚谁也说不清楚的“酷”的时代，天性的张扬可能正是真正的方向所在。否则，《还珠格格》里近于传统观念中疯疯傻傻的‘小燕子”形象；如何会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市场？

　　成都妹子的伶牙俐齿，也称得是蜀中一绝。从历史上看。成都是一座小农经济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市民性的消费城市，加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生活闲适安逸，所以最有特色的便是寻常百姓的生活情趣和市井百态，而插科打浑，恣意调笑就成为真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和调料。这就炼就了成都人十分了得而又别具一格的嘴上功夫。闻名天下的“龙门阵”，实际就是成都人嘴上功夫的专业品牌。闲谈、聊天能摆出“阵”来，足见其功力之深，架势之足。成都人嘴上功夫的最大特色是风趣幽默，喻意连篇，粗话不当，怪话不少，事明了不说，话直了不讲，绕弯子、兜圈子，加上反应灵敏，神情兼备，非对手之间实难招架。即使是临街争吵，也都语意丰富，有板有眼，大可为外地人一饱眼耳之福。尤其是妹子们的嘴巴，那更是了不得，不得了，就连成都本地的男儿们，通常也绝对不是其对手。吵起架来尤其厉害，甭管是她错了，还是你错了，惹着了她，必然有一连串的刻薄的话数落于你，能让你半天缓不过神来。但即使如此，成都妹子的性情优势也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就吵架而言，无论是南方女子，还是北方女子，其语言恶俗之程度，往往都很难下诸笔端。相比较而言成都女子吵架时虽也脱不了出口成“脏”，但多办半就停留在“老子”、“龟儿子”的程度，多送你几句“瓜兮兮的”而已。所以有人说和成都的妹子们吵不起大架来，倒不失是一种幽默而富有理性的见解。

其实，成都妹子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她们那份充满表现感的灵性与自信。这既是她们的天性使然也是成都现代社会环境的营造结果。外地人可能绝少了解成都实际是一座对女性而言颇为开放和自由的城市。在一般家庭中，多半是男主内，女主外，烧菜煮饭，包括其它一些家务事，大多是男士们包揽的，所以女土们在外活动的空间较大，时间也多，自然也就形成了今天妹子们的自由和洒脱，并激发出她们自我发展的独立和自信。特别是在商业、宾馆、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成都女子们往往都会因其过人的表现而在周围脱颖而出。尤其在远离家乡之后，成都妹子们的这种能力性因素往往发挥得越发充分。对此，沿海城市一位星级宾馆的老总曾有过一番概括，他说，我们接触过不少的外地打工妹，比较起来，还是“川妹子”最能干，聪明、伶俐，精力过人，有使不完的劲。她们好象还很善于沟通人际关系，是很到位的小团体管理者。话虽简单，却很直接地说明了“川妹子”特具共性的性情与能力。

大凡评价女子，在男性社会，古今中外，尽管方式多样，但标准却出奇的统一，不外乎是闭月羞花之容，婀娜多姿之态，极尽推出“花瓶”之能事。不过，假如以同样的观点来理解对成都妹子的评价，则意义、境界就全然差矣！因为“川妹子”本身不是一个“花瓶”的概念，再说“花瓶”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所谓“甜甜的辣妹子”，其实是力求诠释成都“川妹子”的形象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是成都妹子群体形象的理念表述，借以突出其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因为这可能正代表着现代都市女性生活的发展趋向，也可能预示着我们这个普遍感觉“阴盛阳衰”社会大背景下的未来女性的生存强势，正所谓不可不察。

研究城市特色，人的因素始终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容。了解人们的性格内涵，分析人们的价道取向，提炼人们的形象特质，不但是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也是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风俗的研究，也是品牌的研究。一种产品可以成为城市的品牌，一处风景也可以成为城市的品牌，一个人物，一种群体的行为模式或形象特征，当然也可以成为城市最具特殊印记的品牌。尤其是女性群落的形象定位，更应着力的赋予其特定的品牌含量。因为在现代社会，女性是商业消费的绝对主流，对市场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导向性；另外，女性是“时尚”和“美”的象征，女性形象品牌的确立不但是城市“美”的内涵的挖掘和提炼，同时也是形成和深化人们对城市情趣及城市美感的丰富联想的重要前提。

不妨感觉一下：甜甜的“辣妹子”！

(转贴自：新华四川频道)

成都：选秀之都 　　文/章一飞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都有了“选秀之城”的名声，几经考验，众人叹服，绝非浪得虚名。不信你看，全国范围里，如果谁想选秀，一定要在成都设局，没有成都，就没有了一道最亮的风景。“成都赛区”这四个字已成为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一个城市的气质是无可救药的，成都的好男儿以及快乐男声比赛就无可救药地表达了成都的气质，成都的男生实在是太强了。一开口一转音，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这个城市的味道，既古老，有厚重的文化底子，又年轻，和世界上最新的东西一起进步，加上，这里的自然风物，造就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人才。他们把着千年的成都老酒，喝出音乐最时尚前沿的脸色。让我突然对生活了几十年已经麻木的城市，产生了几分真诚的敬意。

　　且慢，让我们冷静下来，当选秀之城的名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其实在让我骄傲的同时也产生了几分失落，成都这座艺术之城，正在被京军、被湘军、被沪军抢滩，那么多优秀的成都儿女，争先恐后，排着大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让人家挑选。刚刚有点嫩芽的时候，就被人家签了合同。选秀夺冠，举国出名，他们就离开成都，奔赴他们更大的事业，什么时候要回来答谢家乡父老，想开一个演唱会，对不起，根据合同规定，拿银子来。

　　成都是一个出艺术人才的地方，成都却是一个艺术产业不够发达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让成都的好儿好女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名扬天下，和设在春熙路的某个全国著名艺术公司签约，还要让全国各地的优秀儿女坐飞机、赶火车、骑骏马，来到成都，选秀签约。

　　成都应该不仅有李宇春、张靓颍、王铮亮，还有应该有自己的华谊兄弟、太合麦田。

(来源：成都日报-5-14)

成都人:穷富都时髦

在成都，单从生活方式来判断某人的经济实力往往很难。开着私家车的不一定是富人，站在路边吃着几分钱一串的“麻辣烫”的也不见得就是穷人。因为那里的富人或穷人，生活理念十分相近，谁也不愿“亏待”自己。更何况成都为成都人提供了条件，那就是钱多钱少都可以时髦，时髦是成都人生活观的一部分。

把绵绵的日子打发得有滋有味

成都包容性强，很容易让南来北往的人产生好感并融入其中。城里，竹林小溪花开四季。郊外，青山碧水小桥人家。清清的风，朦朦的雨，就连阳光也像被柔顺剂梳理过，干干净净，柔柔的，似照非照，似隐非隐，悠悠恍恍。炎炎夏日，天上会不经意飘来一片云，开玩笑似的，在你毫无防备时洒下，带给你阵阵凉意。失眠的晚上，那些叫得出名叫不出名的秋虫，会在你的窗下吟唱，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冬天，淡淡的雾，偶尔的一场雪，都会给有才情的成都人平添爱与诗的话题。春江水暖时节，成都人的心变得像风一样自由，能把生活”玩出花儿“来。

在成都，随时你都能发现为小事争吵的人，但往往当你还没听清事情真相时，吵嘴的双方已经和解。当你为付出租车费缺几块零钱，不得不拿出百元大钞让司机找钱时，司机会说：“缺几元就算了，慢走呵。”你表示歉意或感谢，他会说：“不存在”。这话有多成含义，此为“不客气”的意思。成都人的流行语层出不穷，丰富之极。诸如“吃麻了”、“不摆了”、“下课”等等。这类生活中衍生的市井口语的词义和语意并不完全吻合，但却最贴切地表达出当时的状态，成都人悟性好，对这类话语无一例外能够意会。随便中流露出豁达，不经意间渗透着幽默。他们能与任何地方来的“外乡人”和平相处，把某些大城市人的优越感笑称为“纯粹业余的盲目自信”。成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平淡的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慵懒中透出的那份闲适、从容、知足不是哪方人能比的，绵绵的日子被成都人打发得有滋有味。当然，成都人绝不是“温吞水”，也有需要宣泄的“火气”，足球赛场上一浪高过一浪的“雄起”声就很能说明问题，成都的球迷被公认为最痴心最铁杆儿的超级球迷。

满街都是林青霞张曼玉

每个早晨，路边、桥头、小巷深处，到处是卖花的姑娘小伙儿。那些带着露水的花朵，给跨出家门的人送上一天的好心情。伴着自行车的铃声，报纸投递员把几百万份报纸送到千家万户，那些及时的新闻，给习惯阅读、 　　据语言学家说，好的语言或词语应该是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就像国画的留白，显现的是令人遐想的意境；又似京剧的拖腔，余音袅袅中令人回味无穷。细细琢磨成都话“不摆了”就符合好语言的标准呢。

　　品尝了一道新创意的美食，游了一趟新开发的美景，看了一本新上市的小说——问起感受，一句“不摆了”似乎胜过千言万语。不摆了，就是没法形容，是无与伦比，是感受的极限,是理解的无限延伸，是非亲历亲为一番不可了。

　　“不摆了”的微妙还在于它不仅仅局限在肯定的句式里。它因语境、语调、背景的不同，显示了欲说还休、错综复杂、黑白混淆等社会形态。前段时间网络明星芙蓉姐姐大出风头，是丑陋还是率真？是热烈还是疯狂？是以丑为美还是追求自我——人们的评价莫衷一是，褒贬各半。而一句：这个人不摆了——似乎将芙蓉姐姐和其火红所折射出的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来了个总概括。不摆了，它的潜台词就能引出一串串的问号：怎么不摆了？为什么不摆了？摆摆看？一句不摆了的背后，隐藏了多少的人性密码和悬念，有着非一句好或歹能替代的语言奥妙。

　　“不摆了”不但有欲说还休，混淆的效果,而且有时在不同人嘴里表达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过去在我朋友圈子里,有一个十分独特的女子.男人评价她——不摆了，其潜台词是够味;女人也评价她不——摆了，其潜台词是恶心。一次她打电话，我正好在她身边。女伴们向我挤眼睛，悄声说，听她打电话，就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一个电话打来，她伫立在那里，表情僵硬像机器，吐词生硬像打印机，气色阴得可以挤出水来；但刹那间，另一个电话，就让她阴转多晴，声调若花颤，腰身摇摆若柳枝。是什么力量，什么意念让她在一刹那间由一块坚冰变成一汪秋水呢？我也只能说——不摆了！

　　在如今浮躁而功利的社会，还会钻出多少让人“不摆了”的人或事。而时间却是最好的过滤器，无论是真、善、美或是假、丑、恶都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最后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人粹或文化和精神的经典必将沉淀下来，变成正面、肯定句式的“不摆了”。

　　 　　 　　 　　 　　 　　 　　　来源：成都日报文/高山

成都辞典:“宝器”在成都人眼里，宝器就是猛一看有点傻，再一看又有点精的，最后仔细一看才知道是属于倒瓜不精的。经常出洋相的，经常被精灵人取笑的，通常都是宝器的一种。而且各个国家都能找到这种典型，比如英国有憨豆，美国有阿甘，中国有阿Q，四川有傻儿师长。

　　成都人将宝器作为贬义词，动辄骂人就以“宝器”来代替，实在是有点不应该。宝器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她）的娱乐性。而我个人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娱乐精神。中国不缺口感，也不缺性感，就是缺乏幽默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宝器是人类的特产，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如果是已经故去的宝器，我觉得完全应将其收藏进纪念馆。如果还在活蹦乱跳的，那就是现存的活宝。

　　我们现在的钢、铁、煤的产量都已经赶超上来了，但在文化建设上，还有相当的差距。西方将四月一日定为愚人节，在发掘宝器文化上，其实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这方面如何赶超，的确是个宝器问题。四川有句老话，叫“重庆出机器，成都出宝器。”这里面既有自嘲的意味，也有它高瞻远瞩的一面。哪晓得未来宝器也会成为财富呢？毕竟，在可以遥想的未来，科技发展后机器越来越不值钱，宝器将会价值不菲。

　　成都已经有了国宝——大熊猫，当然这是国家级的宝贝。如果再搭配上另外意义上的国宝——国家级的宝器，那将会吸引多少眼球！

　　特别是在目前“选秀”活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搞一个“超级宝器”的比赛已经迫在眉睫。评委当然有三个：汤姆·汉克斯（阿甘）、罗温·艾金森（憨豆）、刘德一（傻儿师长），比赛条件完全放开，各种类型各种品种的宝器都可以登台亮相，展示宝器文化。

　　连赞助商我都想好了——找淘宝网和宝马。如果央视也要参与的话，就直接用“鉴宝”栏目。

　来源：成都日报 　　文/牛黄

鱼凫de传说

鱼凫遗址位于温江区万春镇报恩村，现依稀可见城墙遗迹。古城遗址埂长米，到目前保存较完整有米，城址呈新月形。年10月至12月进行了初次发掘勘探，出土大量的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其中石器余件、陶器数十件，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创下了川西平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最。试掘证实：该城距今0年左右，早于广汉三星堆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年，鱼凫古城遗址被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为有利的是古蜀国两代开国蜀王，柏灌和鱼凫的王墓均在温江境内的寿安乡和鱼凫遗址的万春镇紧邻。

“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在李白的《蜀道难》中，传说中的古蜀文明，让一千多年前的这位古人感到既神往又茫然。但是，近几年来相继对鱼凫城遗址、三星堆及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却可以让我们走进神秘遥远的古蜀文明。鱼凫即鱼老鸹，本是一种捕鱼的水鸟，这是古蜀鱼凫部落崇拜的图腾，现成都市温江一带就有鱼凫王墓、鱼凫城遗址等多处遗迹。大约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原来生活于岷江上游的鱼凫氏族，进入成都平原，其氏族首领继蚕从、柏灌之后而为蜀王，史称鱼凫王。

鱼凫王传说浮雕

鱼凫王是古蜀史前文化传说中的古蜀先王。生活在成都温江万春一带，以渔猎游牧为主。

鱼凫时代隐含了温江、郫县、金沙、三星堆等古蜀文化的灿烂历史，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符号的诞生都与鱼凫王息息相关。

该雕塑根据史前鱼凫文化传说，花鲢姑娘受蚕丛先王的旨意与鱼凫王结为伉俪，新婚之夜鱼凫王后嬗变为花鲢鱼，由此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时隔三载之后鱼凫王为拯救百姓的苦难，与水怪决一死战，最后嬗变为鱼凫鸟（鱼老鸹）与自己的心爱的花鲢王厮守永远……。

至今流传的关于鱼凫王的传说故事，主要有以下二则。

1、鱼凫架桥

温江万春镇境内有条马坝河，在古时候硬是大得很，河宽三百六十丈，水深看不见底。那时，河的南北两岸有两个王国，百姓们都靠打鱼为生。在南边的这个王国里，有个中年人，既聪明又勇敢，渔民们都很佩服他，就拥戴他当了打渔头。这个王国的大王凶残贪婪，捐税一次比一次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恼火。打渔头也忍不住了，心一横，带领老百姓推翻了那个大王，重新建立了一个王国。因为大家都是打鱼的，打鱼要用鱼网、鱼叉，还要靠喂的鱼老鸹下水逮鱼，鱼老鸹是一种野鸭，古称凫，因而这个王国就取名叫鱼凫国，那个打渔头当了大王就称为鱼凫王了。

从此以后，渔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了，鱼凫王的心也越来越大了，想扩大自己的地盘。手下有人对他说：“大王，不如把河的地盘抢过来吧！”鱼凫王听了就召集人马，悄悄地开始练兵。一天晚上，突然就打过河去了。河那边的人还没有弄清楚是咋回事，就输了。鱼凫王打了胜仗，接着又把现在郫县那边的犀浦、花园、德源占了。

鱼凫王每次回来，路过马坝河，都要在河边休息，所有的马匹就跑到河边喝水，一喝把河水都要喝干。

后来，鱼凫王打下了彭州，又带人马去打绵州。绵州那边十多个小王国联合起来对付他，鱼凫王这回打了败仗，带起人马丢伸地逃，后面追兵跟着撵，直撵到马坝河边。当时马坝河边又没有渡船，鱼凫王急得没有办法，谁知正在他危急之时，突然，河面上一道金光，一下子飞来满天的鱼老鸹，浮在河面上搭成了一座桥，他们赶紧从这桥上跑回去了。等到追兵撵拢，鱼老鸹又飞了，没法过河，只有退兵。后来，鱼凫王一来为了感谢鱼老鸹搭救之恩，二来为了方便两岸百姓的往来，就在马坝河上修了一座桥，取名就叫鱼凫桥。

2、大战饮马河

鱼凫王在温江建都以后，为了扩大疆域，又带领一些人到湔山去种他未下山前开垦过的土地。这时，川西坝上出现了另外一支人马，为首的叫獠仡子，勇猛骠悍，不知是从哪里打过来的，他趁鱼凫王不在国中，攻占了鱼凫城。

鱼凫城北面有一条河，鱼凫王时常到河边放马饮水，大家都叫它饮马河。鱼凫王得到獠仡子攻占鱼凫城的消息后，立即率领人马赶回国来。刚到饮马河边，鱼凫王想：“俗话说兵不厌诈，我不如这样吧……”想到这里，就命令他手下兵卒，装成老百姓，晚上在河边烧香点蜡，大声呼喊：“鱼凫王呀鱼凫王，你快点回来吧！獠仡子的人马都打过来了！

獠仡子听到呼声，以为鱼凫王真的没有回来，就叫他的人马连更晓夜凫水渡河，想再占领饮马河北岸土地。哪晓得刚刚渡了一半人马，鱼凫王的队伍突然从河边冒了出来。鱼凫王一声令下，只杀得獠仡子人仰马翻。獠仡子昏昏浊浊就打了败仗，只得收拾残兵败将，朝南边逃跑了。鱼凫王这一仗大获全胜，非常高兴，回到鱼凫城后，立即下令奖赏：官兵酒宴三日，战马放饮三天。

五丁开山：开辟蜀道的壮举

　　一位壮硕无比的男子，高举一把大斧头，好像要将面前的一切一斧劈开……这就是蕴涵古代传说“五丁开山”的雕塑。屹立在沙湾二环路口、紧挨西南交通大学的《五丁开山》雕像原本是为火车站设计的，因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便落户到西南交大附近。据该雕塑的作者——四川省雕塑艺术院院长谭云介绍，因为四川历史上蜀道难，因此有了“五丁开山”的传说，这个雕塑就是用来纪念四川交通发展的。

　　“五丁开山”的故事载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多种古代文献，道是“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成道。”这就是秦、蜀之间最早的一条通道——“石牛道”。诗仙李白将这个故事在其不朽诗篇《蜀道难》中浓缩为“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而且据《蜀王本记》记载关于蜀道的神话也称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为“五丁力士”。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派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崩岭塌，压死了五丁力士，五个美女奔上山去，化为石人。

　　至于为何是五丁，实质上是早期蜀国原始公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的文化孑遗。蜀人自古尚五，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五更是个神秘而又吉祥的数字，而“五丁开山”里的五丁力士就代表了成千上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是他们的牺牲，才换取了从秦入蜀的山路和栈道。这也可以看作四川交通发展的源头。

　　五丁开山的雕塑也正是一位壮硕无比的男子，高举着一把大斧头，好像要将面前的一切都一斧劈开一样。但是随着二环路改造需要，“五顶开山”的塑像也将迁移到锦江五丁桥头，同时，还将增加浮雕及相应的说明文字，这样“五丁开山”的雕塑就能与五丁桥南的古蜀城墙遗址一呼一应，使古蜀文化的深邃内涵得到充分的体现，也使地名和历史典故紧密结合起来，展现川人英勇无畏的开拓进取精神。

　　 　　 　　 　　 　　 　　　五丁开山的传说

　　杜宇传帝位给鳖灵，鳖灵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后来，他们又把首都迁移到成都。当时强大的秦国，常想吞灭蜀国。但是蜀国地势险要，蜀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军队不容易通行，硬攻显然不是办法。狡猾的秦惠王便想出一条妙计：叫人作了五头石牛，每天在石牛屁股后面摆上一堆金子，谎称石牛是金牛，每天能拉一堆金子。贪婪的蜀王听到这个消息，想要得到这些所谓的金牛，便托人向秦王索求，秦王马上答应了。但是石牛很重，怎么搬取？当时蜀国有五个大力士，力大无比，叫五丁力士。蜀王就叫他们去凿山开路，把金牛拉回来。

　　五丁力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金牛路，拉回这些所谓的金牛，回到成都，才发现他们不过是石牛，方知上当受骗。蜀王后来托人狠狠地骂了秦国国君言而无信，并把这些石牛运回秦国。秦王说听讲金牛道已打通，十分高兴。但十分觊讳五丁力士，因为其力无穷，不敢马上进攻。于是又生出一计，托人向蜀王讲：金牛是没有，但是我们有五个天仙似的小姑娘，比金子还珍贵，如果蜀国国王要的话，愿意无私奉献。秦王的本意，想用美女计，来迷惑蜀国国王。

　　美女计，比三十六计还灵，英雄难过美人关。蜀王本是好色之徒，听了以后，欣喜若狂。再次叫五大力士到秦国去一趟，要他们把五位美女及早接回来。五丁力士带着五位美女回家路上，经过梓潼这个地方，忽然看到一条大蛇正向一座山洞钻去。五丁力士中的一位，赶紧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一个劲地往外拉，企图把蛇杀死，为民除害。但蛇很大，一个人拖不动，于是五个兄弟一起过来。这时蛇头已进入洞内，蛇尾巴正在洞口。他们几人联合用手技去拖蛇的尾巴。过了一段时间。巨蛇才一点点地从山洞里拖了出来，弟兄们十分高兴。忽然妖风作怪，只听到一声巨响，地动山摇，大山崩塌下来，耍那间五个壮士和五个美女都被压死了，化为血泥，一座大山化为五座峰岭！

　　蜀国国王听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他是做梦也想得到这五位美女，供他寻欢作乐啊。他亲自登临这五座山，进行厚颜无耻的悼念，并且命名这五座山为五妇，至于死了五位壮士，却一点也不心疼。人民对这个昏君的行为十分看不惯，他们们十分热爱这五大力士，便称这五座山为五丁。 　　秦王听说五丁壮士已死，蜀道已通，知道进攻蜀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不由得心花怒放，就派大军从金牛道进攻蜀国，很快便消灭了蜀国，并把蜀王杀死了。这时那望帝魂灵变化成的杜鹃鸟，眼见故国灭亡，内心十分痛苦，每当桃花盛开之际，便一声声地叫喊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蜀国人民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他们的国君又在思念自己的故国了。 　　以上这些传说，在李白的《蜀道难》诗歌中有所反映：噫吁戏，危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茫。尔来四万八千岁，乃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

水构成成都休闲生活的历史记忆

　　西门有百花潭，碧树红花潭影波光，为成都一景，相传花蕊夫人少女时常在此浣衣，因不嫌弃一褴褛和尚──实为高僧──而替其洗浣袈裟，潭中即刻霞光四照，各色花朵漂浮潭面，美丽动人的传说，使百花潭更显得柔媚动人。五十年代，百花潭上还建有一用木船搭成的浮桥，方便游人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游览，这浮桥配着岸上低矮而错落有致的平房，犹如“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风光；浣花溪、百花潭，很早就已经有了小游船，这种有闲情逸致的游乐活动，早在清代就已出现。

　　南门上世纪60年代的锦江河岸满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每到夏日，到处蝉鸣不止。正是孩童捕捉知了的好时候。捕得累了，就跳进河里畅游。那时的锦江，清澈见底；成都卖水的水夫都到锦江担了水，到城里沿街叫卖。老成都的茶楼都以用河水泡茶为贵，井水为次，争相打着“河水香茶”的招牌。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水，锦江里的鱼、虾、螃蟹，多得难以计数，甚至连附近的水井里都是小鱼。锦江宽阔的岸边，经常可以看见许多小螃蟹爬来爬去，密密麻麻一大片，光着脚丫都不敢走过去。现在的南门是文化区，高等院校很多，也是高档住宅区，一幢幢别墅式的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华西坝悠悠的钟声响起，一群群白鸽划过蓝天，颇有异国情调。 　　东门大河因过去是繁华的水用码头，两岸房屋鳞次栉比，吊脚楼亭亭直立，站在桥头向南望去，河水远逝，风烟无涯，宛如江南水乡；如今已消失的金河也曾碧波荡漾，人们也能坐上乌篷船，顺河而下，穿过卧龙桥、向荣桥、拱背桥等二十四座桥，遍览沿河景致，颇有一番水乡韵味。上世纪50年代时，成都的富贵人家爱到望江楼一带的河面上吃船宴，在中秋节泛舟锦江对月畅饮，更是被视为最享受的美事。乌篷船头和渡船的老艄公一起合了影也成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尚，后来当一座座新桥出现在锦江上，再也难觅老艄公的身影了。据说自从望江楼建成后，这一带就成了成都人踏青郊游的好地方。加上此地地处码头水岸，人们出行归乡或迎送亲朋好友，都爱在此地摆下宴席尽情享乐。

　　北门大河则有点荒疏，两岸芦苇丛生，野树参差，向东望，丛丛蒿莱中点缀着点点坟茔，向西望，河流宛转，似有似无，河岸显得突兀空旷，文殊院的殿角隐隐藏在荒树丛中，俨然一幅北国秋水图。在蜀道难行的年代，出入成都水路是理想的选择。北门大桥、望江楼、九眼桥、老南门大桥、水东门大桥的水码头，永远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客和忙碌的乌篷船。 　　成都人就在这四门环绕的大河中，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过着平静恬淡的生活，那时既无尘土的飞扬，也无噪声的喧嚷，站在庭院中，也无耸天的高楼的遮挡。黄昏时分，西边雪山晶亮巍峨的姿影突立在云层之上，可人可心，配着成都四周锯齿般高大雄奇的城堞，像在吟哦着杜甫的诗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成都作家王跃说，很多人都喜欢在成都的生活，嘴上却又道不清楚成都优哉的日子究竟因为是成都的人、还是因为成都的城市性格。其实，就是水让这座城市鲜活起来，并在成都人的潜意识中延续下来。因为，没有水，就不称其为成都。老子说，“人要像水一样生活”。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柔和谦逊的、持久的沉稳和低调。水从来不是弱者，细水可以聚集成最强大的力量；至柔至刚，也可亦柔亦刚，这是水的性格，也是人生境界和生活态度的象征。在成都人的眼里看来，“像水一样生活”，则意味着用波澜不惊的生活态度去面对一切：像水一样的热情、像水一样的包容、像水一样的平和。在水边的的茶馆喝尽最后一口茶，或者在人声鼎沸的码头，和亲戚朋友一起把酒言欢。

天回镇的传说

　　天回镇，位于成都市区以北约20里，当年，这里只是一个弹丸小镇。从小镇这头走到那头，也就一枝烟的功夫。但天回镇的名气却不可小看，位于天回山、凤凰山两山之间的天回镇，历来为四川首府成都北出秦岭的门户。

　　天回镇这个地名的来历，原来是“天子回头”的地方。据说唐玄宗年间，为避安史之乱，玄宗逃亡入蜀。那一日，玄宗逃至成都郊外，恰恰是傍晚天灰时分，随从请命问是否就在此地安营休息。突然京城方向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叛兵降服啦！”原来是八百里加急报捷，安史之乱已经平息。闻听捷报，玄宗不禁仰天大笑，当即下令立即回京。后人将玄宗下令回京的地方命名为“天回”，一是当时天灰时分的谐音，二是寓意天子在此回京的意思。

　　又一说：当年玄宗皇帝逃难进入成都，走到这个当时大约还不叫天回镇的小镇，疲劳饥饿难以成行。后来，找到一家小饭馆，小饭馆里也只剩了豆腐。饥饿的皇帝刚吃了碗豆腐，就听到都城光复的喜讯。于是，就此打道回府，不进成都了。从此，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作天回镇。

　　再后来，当代作家李劼人的小说《死水微澜》，场景就选在天回镇。邓幺姑、罗歪嘴、顾天成等一群市井小民，教民和袍哥两股势力，在这个小镇上上演了一幕幕闹剧、丑剧，使一潭死水的天回镇掀起了一点点波澜。当《死水微澜》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而广为流传时，天回镇也就成了成都的一个名镇。

剑门蜀道上的千年古镇 　　史幼波/文

　　当年避乱入蜀的唐玄宗，在进入成都地界第一眼所看见的那座弹丸小镇，如今已是繁华的成都市金牛区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千年之前，它是由蜀都东北而行前往中原的第一站，也是历代沿蜀道西南入蜀的终点。这座名叫“天回”的千年古镇，其一派川西坝子的绮丽风光，早已构成一幅典型的成都民风民俗画卷。加之小镇人家，碧水修竹，老街古院，总是给人以无穷的遐想。

　　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留下了“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这千古名句的同时，也讽喻了大唐天子丢失了江山，只能把天回镇这一地方小镇当作唐都长安了。虽然这并非是一首在歌舞升平时期用来歌功颂德的诗，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来，川西平原的富饶、丰茂与繁华，与曾经辉煌一时的唐都长安，也并不逊色多少。作为成都北向出入蜀地的门户，有“出川第一人”之称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就是由此路离蜀赴京的。他在经过北门外的升仙桥时，还曾在桥上题词：“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此后，升仙桥遂更名为驷马桥。现代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以天回镇为背景，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死水微澜》，从而使天回镇名扬天下，成为川西民间生活的一个文学象征。

　　从天回镇往东北而行，剑门蜀道南段的大多数千年古镇已经名存实亡了，其街道建筑、民风民俗全然被现代城镇千人一面的平庸格局所吞没，没有了独立的风格和气质。就笔者所知，除了剑门蜀道中段和北段的剑阁、昭化等还保存有相对完好的古街道、建筑之外，江油二郎庙镇的青林口，也算得上是剑门蜀道南段保存较好的一座古镇。

　　一个人物或者一部作品能影响一座古城，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因为苏东坡，人们对眉山充满了敬意；因为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北部小镇阿拉卡塔卡镇欲更名为马孔多；因为《王保长外传》，人们记住了龙隐镇；因为《红河谷》，江孜名噪一时……随着电影版、电视版、川剧版、话剧版、陇剧版《死水微澜》的问世，天回镇也开始广为人知。

　　天回镇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也不乏参天古木，不乏从历史深度走来的古建，更不乏口耳相传的奇闻轶事，虽然在成都周边的古镇中算是后起之秀，但因为有了《死水微澜》这张生动的名片，天回镇也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作为城北第一重镇的天回镇是幸运的，因为李劼人将《死水微澜》的故事安置在了这里。当《死水微澜》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而广为流传时，天回镇也成为成都的一道标记。毫无疑问，《死水微澜》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天回镇的魅力也将与之长存，即使有一天，天回镇再也找不到一片旧时的落叶，找不到一扇带着历史尘埃的朱门，但它依然会在《死水微澜》中绽放，会在成都人的记忆里鲜活如初。李劼人再现了一个生活化的天回镇，也还原了一个民风淳朴的天回镇，如果没有李劼人，没有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我敢说，所有关于天回镇的传说都苍白无力。所谓唐朝皇帝在此打道回府的传说只能作为调节气氛的花絮，《死水微澜》却是天回镇永恒的釉质。

年清兵屠川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史料”以及一些“记录”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年，也即满清入关後第三个年头，满清即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并宣称“破一白三十余营。平四川”，即宣布四川平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满清攻陷渝城（重庆），是在十三年後的年。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这是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鞑虏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劳驾”鞑虏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压後，的确是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鞑虏们吗？可见当时的鞑虏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七杀碑”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以宣传张献忠的“残暴”和满清的“正义”！

　　专制社会里，有必要制造“事实”以转移仇恨的目标，有必要且容易掩盖真相的，是取得了统治权力的胜利者呢，还是连生命都不存在，无法开口的失败者？

　　其实那些传说，那些满清时代冒出来的“史料”，只要稍微不迷信满清宣传的人就知其可信程度太低。遗憾的是由于不动脑筋而人云亦云的，视清王朝为正统，脑子里不敢有丝毫怀疑“今朝”所言、不敢怀疑皇家的人太多，所以那些传说、“史料”才能得以生存、才能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开来。两百七十年下来，早已在老百姓心中固定了。

　　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以某些人的胡说八道为转移的！

　　即便是在满清统治的时候，四川也有人不顾满清的禁止而为张献忠“塑像，绿袍金脸”，香火还持续了三百余年。人们还“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献忠像”，且“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其间，虽被满清毁坏过，并被刻《除毁贼像碑记》，可满清的这一举动“恰恰成为当年人民曾为塑像之反证”，不屈的人们又偷偷重建，却又遭满清损毁。这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真凭实据，而不是那种不知何时才兴起的，无根无据的“传说”“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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