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记录-

《妈妈，我在》（16-20章）

十六、黎明前的黑暗

丈夫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听了我的话，他犹豫起来：“就这么走了？”

他到收费处查了收费清单，昨天交的一仟块钱刚好够两天的费用。他又去找医生，只说想请个假，下星期一再来。那天正好是星期五，医生说反正接着要休息两天，也可以。

我带着儿子象逃命一样，趁着丈夫做这些的时候先出了X医院的大门。

记得那天天气出奇的热，我和丈夫牵着儿子的手，茫然地站在路边，任烈日灸烤。

我和丈夫尽量调整自己站的角度，竭力为儿子围出一片荫凉。儿子的小脸晒得通红，他焦灼地不停地说：“爸爸，我们要到哪里去呀，快走啊！”

眼前来来往往的车停了又走，走了又来，不知道哪一辆能够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

只有回家。

一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上网搜索有关“颅内生殖细胞瘤”和“放疗”的内容：

生殖细胞瘤是来源于原始胚胎生殖细胞的肿瘤。发病率占颅内肿瘤的0.5%-2%,主要发生于松果体区,其次是鞍上池,也可发生于第三脑室、下丘脑及视交叉等部位。发病年龄多见于10-20岁之间。松果体区生殖细胞瘤以男性多见，鞍上池生殖细胞瘤以女性多见。生殖细胞瘤是高度恶性肿瘤，多呈球形、侵润性生长，也可沿脑室壁匍匐生长，临床表现为：①颅高压症状：头痛、恶心、视乳头水肿；②局部症状：视力障碍、眼球上下运动障碍、瞳孔散大或不等大、光反射减弱、共济障碍（步态不稳、动作不协调）、听力障碍、脊髓及马尾神经根痛等；③内分泌症状：性早熟、性功能减退、肥胖、发育迟滞、月经不调、尿崩、嗜睡等。

治疗上目前争议较大。手术治疗由于颅内生殖细胞瘤系位置深在的高度恶性肿瘤，浸润性生长，邻近重要脑组织结构及深部血管，手术难以全切，且手术死亡率高达5%～70%，术后常遗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且手术有增加肿瘤沿脑脊液循环通路播散的危险。故开颅手术不宜作为首选治疗手段。由于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高度敏感，单纯放疗的副作用包括智力及精神后遗症、垂体前叶及下丘脑功能障碍，尤其对于迅速生长发育的儿童影响更为明显。

放射治疗，俗称“电疗”是利用射线电离辐射的生物学效应来杀死肿瘤细胞。而正常组织，由于对放射相对不敏感而得以幸免。

大约70%的恶性肿瘤在其治疗过程中，需行放射治疗。放疗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其中包括根治性放疗，术前、术后放疗，姑息性放疗等等。

根治性放疗是以放射治疗为主要治疗手段达到治愈肿瘤的目的，皮肤癌、鼻咽喉、早期喉癌、早期口腔癌，由于血供丰富，肿瘤对放射线敏感性较高。单纯放疗5年生存率可达到70-80%，又能保留生理功能。根治性放疗还可用于较早期的食管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何杰金氏病，子宫颈癌和某些脑肿瘤等。

如此，是我在给予儿子生命的同时，又天不遂人愿地给了他一个致命的伤害。如果我放弃生命可以使儿子得到新生，我情愿此时就死去。

生命的密码，是如此的诡异神秘。任何一个基因上的偏差，足以打乱所有程序，使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们本应抗拒的一些东西，来换取生命暂时的安全。

健康地拥有生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那几天只要一有空，我就神经质地坐在地板上，拿着儿子的磁共振片子反过来顺过去地不停地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想看出一些什么来。

真是无知者无畏。见过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儿子学会了看自己的磁共振片子，知道那个圆圆的、白白的、有着斑斑点点花纹的能够一点点长大的东西，就是瘤子。他常常在他的小伙伴来家里找他玩的时候，拿出片子指着那个医院打针的痛苦的经历，然后叹气说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东西能够消失。几个小家伙就不作声地同情地望着他。

一种更深重的绝望笼罩在我心里。

绝望使女人变得出人意料的愚蠢，特别是当这个女人是一位母亲的时候。

在那种想要留住儿子性命，又想要他不受到一点点伤害的近乎天真的梦想中，我竟然相信了网上不计其数的恰中我下怀的一个中医治愈脑瘤的广告，并且毫不犹豫地汇出一个疗程元的买药钱：

洛阳市XX中医肿瘤防治研究所彻底治愈肿瘤的实况简介

“癌症”被称为“绝症”，是因为手术、放、化疗，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严重的损伤了正常组织细胞，两败俱伤，使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逃脱和漏网的癌细胞，仍在继续夺取养料扩充实力，最终导致气血衰败、人财两空。

洛阳市XX中医肿瘤研究所所长XXX大夫，根据“万物有所生，必有所死”的规律，认识到要想征服癌魔，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完全彻底消灭癌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的理想药物和治疗方法及措施——中药散剂“XXX”。

……特别是对于颅内脑肿瘤的治疗，“XXX”新药，能通过大脑的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完全彻底消灭癌细胞，而不损伤正常组织细胞……国家的《健康报》、《中国中医药报》各自于年5月14日及17日向全国进得了新闻报道，《河南科技报》、《河南日报》、《洛阳日报》曾转载。

……

这种每一小包差不多有成人大拇指那么多的中药散剂呈褐灰色，说明书上说必须在碗里用一个鸡蛋的蛋清，跟它混合搅拌后在电饭煲里蒸上二十分钟，早上六点和下午四点各一次。

儿子对这种药非常抗拒，每次吃药对他来说无异于受罪，常常是吃了吐吐了吃。有一回儿子一见我把药端过来，就眼泪汪汪地求我：“妈妈呀，我不想吃了，真的不想吃了。”我也眼泪汪汪地求他：“儿子啊，你吃吧，你要活命就得吃啊。”

丈夫在一旁直叹气。他不知道这种药好不好，可是除了吃这种药，此时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为了多一些让自己相信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停地上这个洛阳市XX中医肿瘤研究所的网站，不停地点击它的各个窗口。

第一次的XXX胶囊用国药准字号骗人，这一次的XXX中药说因为没有经济实力申请生产批号，只好自己做宣传，然后还无奈地向苍天发出诘问：“为什么在中国，先进的医药成果得不到承认？”并且无比诚恳地“渴望找到有志、有远见、有经济实力者的真诚合作”，“事业成功后，其利共享”。

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正适合我这种上过一次当的人。而且网站上的文字还说，出生于中医世家的XXX所长的女儿在九岁时患了大脑右额叶胶质瘤，手术半年后复发，正是在万般无奈的绝境中，XXX所长才痛下决心，终于研制出了XXX专治脑瘤的中药。

有谁会以自己女儿的名义来骗人呢？跟XXX所长通电话时，他还给了我两个患者家的电话，说如果我不相信的话，可以问问他们。问的结果可想而知，骗子的话往往比真实的话更让人信服。

以前也在报纸电视上看过一些身患绝症的人，在现实中找不到生路求助于网络而绝处逢生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个神秘无形的比天空更辽阔的世界，除了真实和美好，还有虚伪和欺骗。

因为淡泊名利淡泊金钱，平生我从来没有受骗上当过，说骗子的骗术高明不是理由。

我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是一个母亲，我想要我的儿子活着。

大妹无不担心地提醒我：“连医生的面都没见过，这样的药你也敢相信？”我象做梦一样回答，说不定这药真的有那么神。

后来当我满怀歉意地向丈夫检讨自己的错误时，丈夫宽容地安慰我：“没什么，凡事总有个过程，这件事也一样，很正常。”

这种XXX中药儿子吃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还陆续地出现了嗜睡、厌食的症状，并且明显地消瘦了。到了七月底，他开始喜欢不停地喝水，喝得一动起来肚子里面的水“咣咣咣”地听得见响也要喝，然后就是不停地小便。我以为是天热了口易渴的正常现象，却不知这正是典型的生殖细胞瘤的症状。

八月初的一天，丈夫对我说离学校开学只有一个月了，他已经跟校长联系好了转让食堂经营权的事情，今天上午就去交涉。他必须马上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尽早地带儿子再去找医生，动手术也好，做放疗也好，他说：“再犹豫不行了，这回我说了算。”

丈夫说他打算六万块钱就转让出去，“不亏本就行”。我心里舍不得又怎么样呢？

这个凝聚了丈夫近十年小本生意血汗钱的食堂，他不只是靠它赚钱来养家糊口，更多的是把它当作一项事业在做，当作一种理想在实践。合同签的是三年，他当了两年的小老板，用自己勤劳踏实的品质打造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营运模式，正是红红火火方兴未艾的时候。此时他放弃的，不仅是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还有一个中年男人正要开花的梦想。

因为，首先他是一个父亲。对于一个十三岁不到就没有了父亲，不到三十岁就失去了母亲的男人，儿子意味着什么？儿子是他骨肉亲情的全部寄托，是他的根，是他打拚人生的最原始动力。

丈夫八点半钟出了家门。儿子，他怎么又躺到床上去了？我过去拍拍他的小屁股：“怎么又睡觉了？不舒服吗？”儿子迷迷糊糊地推开我的手：“别惹我，我困，想睡觉。”

十点钟的时候，丈夫打“你过来谈吧，对方只出五万，太低了。”

儿子还没有醒，我嘱咐女儿看好弟弟，急忙往学校赶去。那天的风很大，路边的沙子扬起来让人睁不开眼睛，火辣辣的太阳把这风和沙一起烤热了，毫不留情地拂过人脸上，令人心烦意乱又徒生无奈。

丈夫站在学校的会议室外面等我，一见面就问：“儿子在家干嘛，又在看电视？”听我说“又在睡觉”，他的神情一下子暗淡下去。

我一进门劈头就问那个准备接手的人称“X老板”的人：“你去食堂看过吗？只值五万块钱吗？亏你还是开过酒店的大老板！”那个后来勉强做了一年便认为无钱可赚而溜之大吉的“X老板”，很傲慢地回答说：“看过了的，你那些东西还值不到五万，只是听说你儿子病了等着这笔钱用，才开了这个高价的。”

我咬牙切齿地说：“放屁！你这是趁火打动。”失态得象一个泼妇。

校长开口了：“哎哎哎，女同志，再怎的也别骂人嘛，说正事说正事，啊？”

我又问校长：“您认为这么大规模的学校建一座食堂，只需要花五万块钱吗？”

校长不软不硬地笑着说：“我看最多也就只值五万。”

我急得脸都红了：“两年前我们的总投资是十二万，实际上每年除了假期只能有十个月的收入，还有那些无形的投入，再怎么折旧也不会是半价吧？”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种校长出面让他的朋友接手的转让是怎么回事，输的终归是当初不是在他任职期间跟他签合同的我们。

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丈夫痛下决心地脱口而出：“算了算了，去他个球，五万就五万！”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盈满了眼眶：除了儿子，他什么都不想争了。

可是，为了儿子我要争，我要为儿子多争一万块钱。我说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校长说那你们先回家商量好，不能误了我开学的事。

这场谈判不欢而散。

我悲哀地发现，这场不知道结果的灾难，是如此迅速地消耗了丈夫的激情，他看不到他的希望，他有些撑不住了。

回到家里，儿子怏怏地靠在沙发上，见我们回来，他指指自己的头说：“这里好痛。”话没说完，猛地作呕，想吐，却吐不出来。

难道这就是颅内高压的症状？难道是瘤子又长大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惊得我心跳加快，浑身发软。

儿子说还想睡觉。丈夫将儿子抱到床上，坐在床头，静静地看着他，一动也不动，直到他醒过来。

我趴在床边摸着儿子的手，儿子笑了说妈妈，我睡了一觉舒服多了，我的头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瞌睡虫啊。然后又伸手拍拍丈夫的大肚子：“爸爸你是不是为了守着我，还没有吃饭，我发现这个东东没有劲了。”

丈夫如释重负地长长松了一口气，走了出去。

儿子看着他父亲的背影，转过头用一种与他年龄极不相称的伤感的眼神望着我：“妈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告诉爸爸，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他往我的怀里靠过来，“妈妈，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妈妈，我好怕我死了，医院里那个老爷爷一样，蒙上一块白布推出去，就不能跟你和爸爸和姐姐在一起了，妈妈，我真的舍不得离开你们。”

我笑得象儿子的话真的很好笑一样，拍了一下儿子的头：“妈妈都活得好好的，你是我的儿子，怎么会死呢？首先应该是妈妈老了死了才对，知道不，小傻瓜。”

我一直不懂，儿子为什么把这样的心事看作是我与他两个人的秘密。难道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目睹过死亡吗？

我可怜的儿子，他竟然已经体会到死亡的意味了。他这样说，分明是在请求他的爸爸妈妈想想办法，救救他。

几天以后，儿子的症状又一次发作，他又跟我重复了一遍这样的对话。

那几天的夜里，我无数次地从床上爬起来，摸黑到儿子的小床边，趴着摸着他的小手小脚，无声地流泪。丈夫过来将我拉回床上，我蒙上被子就失声嚎啕。累了就睡着了，醒了又如此地重复……

在那个无眠之夜，丈夫声音嘶哑地对我说：“我想好了，还是做手术吧，就是瘫掉了的儿子我也要，能在多久就多久，我只要他在的时候每天都快乐。明天我们还是去找找孙主任吧。”

“可是”，我说，我们这么久都没有跟孙主任联系了，上次没有听取他的建议，也没有及时给回个话。丈夫说，这些我都想过了，现在能找的，也只有孙主任了，他不是说让我们回过头再找他吗？

十七、最后一搏！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不到，我就迫不及待地给孙荣君主任打电话。

期期艾艾地，我说：“孙主任，我是一个多月以前来找过您的那个……您让我们去做诊断性放疗的那个……”

“哦——我记得，孩子情况怎么样？”孙主任不等我说完，就关切地问。我说因为医院的医生说那百分之九十是个胶质瘤，所以没做就回家了。

电话那头，孙主任震惊又生气地问：“他凭什么有那么大的把握？他做活检了吗？这么长时间你们在干嘛？”我说就是吃中药，可是孩子情况好象是越来越不好了。

孙主任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地说：“你们怎么相信那东西，都是骗人的，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没见过哪个病人的瘤子是吃中药吃好的，相反还越长越大。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说：“还是想找您给孩子做手术，如果您今天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过来。”

“来吧来吧，先看看再说，别再耽误了。到我这儿来之前，最好先做个磁共振检查，看看瘤子有什么变化。”

T医院和X医医院，医院做磁共振检查，从申请到检查到拿结果，最少得三天。而且有了以前那些经历，我真是避之而不及，怎么会再去。C医院也可以做这种检查，那里病人不是很多，可能会快一些吧。

从那一次开始，儿子所有的复查都是在C医院磁共振室做的，差不多每一次都是当时做当时拿到片子和结果。现在我们跟那里的医生成了熟人，他们一见儿子，也不说什么，一边直接开检查收费单，一边问：“吴边，这段时间怎么样啊，还好吧？”

那里的阅片室主任杜柏林，跟孙主任是英雄所见略同，他给的结论是：一、生殖细胞瘤，二、淋巴瘤，三、胶质瘤。他认为瘤子周围没有明显水肿，边界比较清晰，这不符合胶质瘤的特征。根据瘤子生长的部位，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淋巴瘤的可能性大些，而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生殖细胞瘤。

后来儿子悄悄告诉我：“那个医生伯伯还跟我说，来，看看你的雀雀，我就把裤腰扯开，他够着头瞄了一哈，就说是大了一点点，说得我脸都红了，看脑袋就看脑袋呗，还看雀雀做么事。”

从阅片器上我看到，原先那个有着斑斑点点花纹的小小的椭圆，长成了一朵好象有三层花瓣的菊花，体积比原来几乎大了一倍，已经有3.2cm*3.6cm，也就是说有一个小的土鸡蛋那么大了！

我怔怔地盯着片子上那个可恶的东西，在儿子那满头浓密乌黑的头发掩盖下，我看不见更摸不着它，它就象一个形态妖艳的魔鬼，残暴地吞噬着儿子大脑结构美仑美奂的原始图案。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为什么要如此疯狂地伤害我的儿子。

从C医院出来，已经十一点多钟了。丈夫打电话给孙主任说可能我们过去的时间比较晚，孙主任说没事，十二点钟以前他在办公室等我们。

一见面，孙主任就接过片子。他不用阅片器，也不看别的医生写在纸上的检查结论，就凭厚厚的眼镜片后面，那一双犀利敏锐、曾经阅片无数的眼睛。

放下片子，孙主任很严肃说：“从今天这张片子上看，这东西长得更象一个瘤子了，而且长得这么快，现在我可以肯定百分之五十的概率是生殖细胞瘤了。不要轻易地做开颅手术，还是先做个诊断性的放疗吧，这样既经济又安全。”

我犹犹豫豫地说，放疗的副作用很大，对孩子今后的生活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医生，有孙主任如此宽容的胸怀，来向一个对自己的诊疗建议心存疑虑的病人家属，作如此耐心的说服：“与挽救生命的重要比起来，放疗的损伤是微乎其微的。

这一句话，最深切地打动了我。

“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的敏感到了什么程度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曾经有脑瘤病人做CT检查，一次下来发现这瘤子怎么好象变小了，就是因为检查时一点点的辐射量起了作用。你说它敏不敏感？如果真是个生殖细胞瘤，做了常规放疗以后，最后残余的那么一小点，用X刀就能把它给解决了。既使不是生殖细胞瘤，诊断性放疗的剂量在安全范围之内，比活检这种小型开颅手术的损伤也小得多，而且，如果真的是生殖细胞瘤，做活检时候的穿刺很容易造成肿瘤的扩散”，末了，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是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

是啊，为什么不去走一走呢？只要儿子能够活下来。活下来，只有活下来，一切才有机会去争取。

丈夫兴奋又无奈地望着孙主任说，可是武汉这边的医生，好象只知道胶质瘤似的，我想恐怕没有谁会认同您的建议。

我紧接着说，孙主任医院去最好，医院。

孙主任略作沉吟说：“医院吧，最起码我目前还能在那边说得上话，你们去那找放射神经外科的蔡林波主任。”

后来我们才知道，孙主任在6月初来湖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那里有他曾经的同事，他们能够认同并接受他的意见和建议。就象一年后医院给儿子做补充治疗，医生之间，只有相互的认同和赏识，才可能向着同一个目标，象跑接力赛一样，使病人自始至终得到完满的治疗。

经过了那么多的犹豫徘徊之后，因为对孙主任的信任，我们作出了一个幸运的对儿子命运的抉择。

作为医生不能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在孙主任的神经外科领域里，没有“完全治愈”这个概念，只有“缓解”、“恢复”的说法。他比我们更清楚儿子生命的真相，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作任何让我们放弃儿子生命的示意。

在这前后相隔了两个月的两次交谈中，孙主任只是鼓劢我们义无反顾地走那条“可以走得通的路”。当儿子病情稳定后，孙主任也曾不只一次地对我们提起过，十年五年三年两年这样一个生存期，而那时我们已经从儿子很好的康复状态中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这话出自孙主任之口，是一种对生命无法与病魔抗争，而倍感生命生存艰难的痛惜。而他为这个生命多一天的存在，做出过一个医生最大的努力。

但是，正如丈夫所说：“想一想，过去的十一年，儿子有多少美好的事情值得我们去回忆。如果他能够天天快乐地在我们身边再生活十年，老婆啊，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啊。活下来，活过十年就有机会再活十年，谁的生命不是在一个有限的期限里呢？包括你我，包括其他所有的人，不过是长久和短暂罢了。我只要我的儿子在的每一天，都是快快乐乐的。”

总是以沉默回应这个话题，我无法对谁表达内心的伤感。

从孙主任那里回家，我们就开始为几天后的广州之行作各方面的准备。

我们先医院的蔡林波主任取得了联系。

电话是丈夫打的，蔡主任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既然是孙主任让过来的，你们就过来吧。”等丈夫再打手机过去，蔡主任回短信说：“我正在开会，有什么事，请发短信。”

短信是我发的：“蔡主任，如果真的是生殖细胞瘤，你那里能治吗？”现在想来，这一句话问得是多么的累赘。

“我们这里治过很多生殖细胞瘤，效果好。”蔡主任没有说“很好”，只是说“好”，医院的医生，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搏了。

我把这个决定第一个告诉了大妹。

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大妹就来到我家里，递给我一个塞得厚厚实实的信封：“我知道你们这一去，肯定会用不少的钱，这点钱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是想，在外面不要苦着了孩子，这点钱就给边边买好吃的去吧。”

儿子听说他二姨这钱是给他买好吃的东西，高兴得伸手就接过去，一张张地数了起来：“啊，二姨，你怎么给我这么多的钱，我以为象上次那样是伍佰，原来是伍仟。”

我强忍着眼泪，不让它在眼眶里聚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妹妹面前是那么的弱小与无助。

从前，无论生活是怎样的艰难，我从来没有需要大妹对我如此厚重的体恤。我没有说儿子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定明白，这是我们在寻寻觅觅之后唯一可以抓住的机会了。

只有亲姐妹，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只想着你的难处，而无顾其它地给予你帮助。当时我手里还有几万块钱的积蓄，这五仟块钱似乎无足轻重；到后来在一家人煮米都要数着颗数下锅的日子里，这五仟块钱就是一笔巨款了。

很多时候，亲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可是还有一些时候，金钱在亲情面前显示了它温情纯洁的关怀。

我对儿子说：“吴边，你要好好地记着，你的二姨对你有多好，长大了要好好地报答，不准忘恩负义。”

这是我给儿子上的学会感恩的第一课。

也许，我无法预想他生命的时间有多长，可是作为一个母亲，我要让我的儿子做一个有良心的活得理直气壮的真正的男人，这是他快乐生活的根本之所在。所幸儿子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是一个混沌无知的孩子，那么经历了这场灾难之后，他天性里的善良，已经使他比同龄的孩子更懂得珍惜别人对他所付出的爱心。

我的姑父在广州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把一家人从老家的乡下接到广州落户，表弟表妹们都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子，他们的另一半都是地道的广东人。姑父和姑妈退休后执意落叶归根，回到老家购置了房产，安度晚年。

姑妈听说我们要带儿子到广州治病，先打电话给表弟让他去看看我们要去医院。医院转了一圈，医院很正规的。我嫌姑妈麻烦，姑妈说你们不知道广州是一个人口几样复杂的地方，上当受骗的事随便一说就是一大箩筐，我还不是替你担心。

凭心而论，平时我跟姑妈只是礼尚往来，有时甚至一些晚辈该尽的礼节都没有尽到，可是姑妈对我们总是那么亲热，特别是这一次，她把广州的表弟表妹的电话、手机号码清清楚楚地写在一张纸上，嘱咐我们一定不要有什么拘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尽管找他们，这么亲的亲人，不找他们找谁去？

姑妈没有料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需要她帮更大的一个忙。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功，大忙变成小忙，但是没有姑妈这个强势的精神上的后盾，我们在困境中崛起的决心，是不能成形的。

从前我以为我很能干，我可以万事不求人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高傲得连亲情都看得很淡。这是我三十六年的人生中，让我幡然醒悟的一堂人情课。

感恩，我教给儿子的只是记住和回报，却不知做人，首先要学会给予，给予别人我善意的关怀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十八、生死之旅

8月14日，是我们带着儿子，向生命的希望启程的日子。

火车票是上午九点半钟的，我们最少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武昌火车站。

一大早，我的父母亲就来到我家里，千叮咛万嘱咐地，恨不得跟着我们一起去。有时母亲回忆起我小时候生病、而她焦虑不安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外祖父对她说的一句话：“真是你的伢不乖我的伢也不乖呀，小伢好了大伢也好了。”我知道现在母亲心疼我的程度，一点儿也不比我心疼儿子少——我只心疼一个，母亲却心疼着两个——母亲心里比我更不好过。

我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母亲，不仅是人都走空了的家需要看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拜托了母亲，每天早晚代我在佛前上香祈祷，来保佑儿子此行一切如我所愿，给他一个活下来的机会。我要尽我所能想到做到的一切，哪怕有些事情在别人看来是虚无飘渺和无知好笑的。比如我的父亲，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此时也选择了沉默。

女儿暂时就托付给了大妹，只有她是我最可放心托付的人。

寄住在二姨家的日子，用女儿后来的话说，成了她“这一辈子”过得最舒服的日子。每天除了提醒她做暑假作业以外，二姨什么事情都不限制她，她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玩电脑就玩电脑。“哪象你”，女儿抱怨我说，“每天拿我当闹钟一样的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你的规定来，不听你的，你就不高兴，你要是有二姨那么温柔就好了。”

还有家里所有的重要物件包括存折都交给了大妹保管，因为不敢带大笔的现金，只好让大妹以后一笔笔地往我们带在身上的银行卡上汇过去。这一计划后来也没用上，姑妈担心我们人生地不熟的取现金不安全，干脆让医院，然后我们直接把钱还给姑妈就行了。

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很大很厚实的信封里。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蓦然发现，结婚这么多年来，丈夫和我在外面劳累奔波、过日子精打细算，所得到和拥有的，除了这间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就只有这么多了——一本新换的电脑生成的户口本和一本余额数目为元人民币的存折。

幸亏不久以后单位改制，丈夫领到一次性买断工龄的两万多块钱，还有后来食堂转让得来的五万块钱，否则我们手里的这点积蓄医院的费用的。

作为平民百姓，丈夫和我倍感自豪。因为我们有能力，在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里，在一般人治个小小的感冒都要花百把块钱的情形下，能够不借不贷地让儿子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康复。虽然最后两手空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家，还有一个可以在里面吃饭睡觉的地方。

即使因此舍弃了一切又怎么样呢？只要儿子在身边。

生命只有一次，而一切可以重来。

后来当丈夫和小叔子合作筹资百万做起酒店的时候，我对丈夫说，如果你运气好发了财，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因为没有钱为孩子治病而在媒体上求助的父母捐钱。没有钱救命，比没有钱吃饭、没有钱读书更悲惨。

一边是孩子奄奄一息的生命，一边是再怎么挣也无法凑齐的金钱，这种绝望和无助，莫过于天下为人父母者最痛苦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医院里看得太多了。

到武昌火车站的车是小叔子派的出租车。也许他和我的大妹一样，已经意识到侄儿此去，是为了寻一条生路。走了很多人生的弯路、已经是一家小酒楼老板的他，只要有钱，对哪个亲戚朋友包括对自己都是不吝啬的。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天亮的时候，凌晨一两点钟才打烊关门的小叔子打电话，说他要过来送送，丈夫说你休息吧，不用了。

我的父母带着女儿站在路边，看着我们上车，看着车子开动。父母花白的头发和女儿忧郁的眼神，在早晨的寂静里分外伤感，使那一瞬间，成为我永远都不能忘记的一幕。

出租车司机姓杨，是以前把学校食堂承包给丈夫的X校长的前舅弟。说是前舅弟，是因为小杨的姐姐、X校长的前妻因为乳腺癌已经去世一年多了，X校长一年后又再娶了一位小自己十几岁的妻子。

因为病在脑子里，而“弱智”最易受人歧视，在熟人面前，我们一般不提儿子的病，若有人问，就说没什么，只是有点麻烦。路上，东扯西拉地很自然就提到了X校长。“X哥是个好人，对我姐没得话说”，说到姐姐从发病到去世的三四年时间，小杨唏嘘不已，“能够找的医生都找了，能够用的药都用了，什么样的土方子都用了，X哥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还有我老娘，都没有放弃，她自己也信佛，到后来都成师傅了……没办法，最后真的没办法，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就那样维持一天算一天”。

我又想起了婆婆跟我说过的话：“做伴的人没有了，日子久了就会淡忘一些，可是这孩子啊，是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孩子要是有啥事，这人心里那个痛啊，没法说。”

小杨的话是无意的，他只是想起了自己的姐姐，感叹亲人们在绝症面前的无奈。而我搂着因为晕车而倒在我怀里昏睡的儿子，心里一阵阵的茫然。如果真的象孙主任说的那样，那东西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该多好啊，最起码儿子可以有机会活下来。

我希望，在儿子活下来的漫长的十年里，癌症在日益昌明发达的医学面前，会变得象慢性病一样，不是掠夺生命，只是与生命长相厮守罢了。

临行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张写满了“生殖细胞瘤”字样的白纸，在我面前飘来飘去，直逼我的眼睛，仿佛有谁一定要确切地告诉我，儿子脑子里的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一个生殖细胞瘤，让我不要太过担忧。

喧闹而有序的武昌火车站，一个挨一个的进站口，到处都挤满了背着拎着扛着大包小包的乘客。

我们的行李只有一个装衣服和磁共振片子的大旅行包和一个装零碎物品的方便袋。进站的时候，丈夫背着旅行包走在前面，我一手拎着方便袋一手牵着儿子跟在后面。这是儿子第一次坐火车，他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到什么都高兴。上了火车，更是东瞧瞧，西望望，稀奇得不得了。

我们买的是软卧票。“尽可能地让儿子过得舒服一点”，是我和丈夫共同的心愿，哪怕自己吃腌菜喝凉水都行。三个人只买了两张软卧票，丈夫是准备去硬座车厢的。可是儿子说：“我非要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我非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丈夫只好在列车员过来查铺的时候，主动要求补了一张软卧票。

一个软卧间有四个铺位，另一位是满口标准普通话的年轻人，听到我们说话，立马换了口音主动搭腔：“你们是新洲阳逻的吧，巧得很，我家是金台的。”金台，那是一个离阳逻不过二十分钟车程的小镇。

从前我们没有发现的儿子夸夸其谈的本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显山露水了。也许他从来都是这样，只是在没有病之前，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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